【百道书摘】侵略战争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冒险活动。入侵者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各种成本，如派遣部队的开支，维持军事占领的费用等；这些开支和费用只有从占领区掠夺，别无他法。

被占领区遭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创伤和损失：财产流失，基础设施毁坏，生产能力下降，而且所有这些破坏都不可能迅速恢复。农场主丧失劳动力、耕畜和市场。集中在城镇工业区的工厂易遭到入侵者的轰炸和没收；即使还有能力投入生产的企业，如我们在镇江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，也因为缺少原材料和可靠的运输系统而关闭。除了恢复战争创伤的费用外，还有复苏经济的成本：重新开放交通要道，保证投资的安全，补充被战争损毁的资产等。如果不立即投入生产，“占领政府”将无所依靠，无生存能力；这反过来又使政府无力支付必要的经济投入，来规避财政瘫痪的恶性循环。地里没有庄稼，政府的税收将无从谈起；如果没有经费雇用警察来保护征税人员，即使有收成也白搭。

伪政府最初的困境是其在短期内不能收回成本，合法的财政收入枯竭，战后重建费用又很庞大。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，且继续蔓延，到占领中期，入不敷出。在这章的结尾，我将思考日本征服长江流域的成本问题，它汲取的资源能支付占领的成本吗？尽管数据不完整也不太可靠，但能说明其汲取的资源不足以支付成本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合作者又能得到什么奖赏呢？可是，就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赌一把。

镇江没有设防。当长江下游地区的县城被日军陆续占领时，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：凡日军有可能推进的路线，坚壁清野，撤走所有的运输工具。当时的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，沪宁铁路和大运河在此交汇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且易受攻击，因此它是日军打击的重要目标。有钱人最先逃离，他们躲到上海或者远离长江的地方；接着省府和市府的官员于11月中旬开始撤离，23日前大部分人都走了，这时镇江只剩下少数巡警在交通路口值勤；24日，银行也关门了。此时日军已断断续续地开始空袭。三天后，日军对镇江进行狂轰滥炸，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逃走的人这时拿定了主意。但此时从长江水路逃离已不可能，因为政府和军队征调了所有的船只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双脚逃到西南面的小山里。到11月底，该市的21万居民或该县的47.6万人口到底还有多少没撤走，已无法估计了。

那些留下的人，有的无处可去，有的年纪太大跑不动，有的留下来照看家当。在这批留下的人中还有很多伤兵，他们是在东边战场受伤的。伤兵是从丹阳或东南面乘火车到这里的，也有人花了好几天时间从运河上乘船而来。可是现在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将他们带走了，他们滞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、城墙边的驳船里，患病、痛苦、死去，一天半后，镇江国民政府驻军撤离，留下一小部分人殉职。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也离开了，大街上留下了大量的标语鼓励人民“保卫镇江”。

中国军队撤离镇江九天后，日军第十三和十一师团的两个支队从东门入城。12月8日中午，一阵枪响，宣布他们进城了。日军不断地炮击城外少数仍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。居民躲避家里，大门紧闭。第二天一早，抢劫便开始了。在日军军官的指挥下，有组织地、彻底地搜查了市内的每一户人家，翻箱倒柜，扯坏撬开所有的地方，搜劫财物，搬走了所有能搬动的东西。祖宗的画像也被当作有价值的艺术品带走了。电灯装置被砸碎了，灯泡被取走了，大概日军灯泡已用完了。他们把不想要的东西扔到大街上，一把火烧掉。抢劫持续了很多天，每天士兵都闯入居民住所五六次，寻找他们在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二十次落下的东西。

第一轮抢劫后的一两天内，大火开始燃烧。大概有十天，烟雾弥漫，夜间“满天红光”。焚烧具有选择性，但凡城市较繁荣的地区如主要的商业区都毁于一旦，还有为数众多的学校以及该省五座最有名的佛教寺庙也化为灰烬。 “宣抚班”的报告承认，占领镇江后，日本兵可能毁掉了这座城市60％的商业区。

征服合算吗？彼得·利伯曼（Peter Liberman）有一本著作就以此为书名。书中指出，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源，进一步增强其经济基础。对占领者来说，这些新增资源的多少是变化不定的，它依赖于被占领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占领者严加管制的意愿。战争期间只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国是没有什么资源可被占领者榨取的。被占领国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经济成分—特别是工业化、有效的运输和信息等基础设施，这样占领者才有利可图，否则，剩余产品太少，汲取费用太高。入侵时的战争破坏程度也影响占领者的获利前景，因为恢复现代工业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损失的大小，因此也影响着占领者的汲取能力。至于占领者，利伯曼发现，其限制条件是是否打算积极无情地捞回征服成本。“占领政府”的经济汲取率不可避免地低于本国政府控制时期。如果占领国不愿意强迫被占领国服从，那么汲取率将降到零。占领者必须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迫使被占领国屈服，尤其是被占领国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烈的时候。

利伯曼研究得出，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，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，而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占领地区汲取财富和资源的前景暗淡，且贯穿战争之始终。中国当时现代经济部门极其不发达，以至于不能快速产生回报；其通信设施落后，以至于不能执行高压政治；民族主义力量又是如此强大，以至于日本占领者不支付巨额镇压费用就无法进行经济剥削。

从沦陷时期的镇江来看，证实了利伯曼的观点，日本人没能收回征服成本，然而原因不是缺少残酷暴力。从各项指标来看，本地经济在征服时期的生产能力低于沦陷之前。本地大部分行业要么任其崩溃，要么在补贴下开工生产。这取决于日本人的理解，对战争重要的经济部门进行补贴，其他的任其自生自灭。不可能计算出日本人占领镇江到底花了多少钱，但是有证据表明，在经济上，日本人从镇江几乎没有捞到好处。这个证明不完善，因为这章只涉及占领第一年的情况。巩固和强化征服，一年时间可能不充分。但是接下来的几年，仍没有巩固的迹象，因为《南京新报》上零零星星刊文证明，经济不稳定仍在继续。1939年7月，好几篇文章报道了镇江农村动荡不安。报纸很有把握地说，正在准备清乡，然而第二年春天的饥荒使这个地区更难获得安全了。最终于1941年夏开始“清乡”，中国士兵被派遣到农村地区，并在已“清乡”的地区构筑篱笆墙。但是士兵们白天搭起的篱笆墙，晚上就被游击队烧毁了，游击队烧毁的速度几乎与士兵们建造的速度一样快。当士兵们建造了91公里的篱笆墙时，2/3已化为灰烬。1943年3月一个更全面的计划开始执行，但是农村地区依然无法控制。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整合农村地区的合作者，日本人无法将镇江农村地区纳入到“占领政府”的控制之下，也无法汲取农村地区的资源。只有镇江市在新政权里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且合作者和反抗者一样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。我们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，但占领者确实不合算。

（本文编辑 | 岱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