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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百道网·王为松专栏】编辑入门,处理来稿,陆(萼庭)先生当然是典范。但是,章太炎先生不同,他的引经据典哪是我注六经,分明是六经注我,经我难辨。
《章太炎全集(第一辑)(全八册)(精装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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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:上海人民出版社
作者: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
出版时间:2014年05月
《失书记·得书记(精装全2册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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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作者:韦力 著
出版时间:2015年09月
《顾颉刚国史讲话全本(精装全三册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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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:上海人民出版社
作者:顾颉刚 撰
出版时间:2015年07月
在讨论《章太炎全集》的编辑体例时,专家有两种意见,一是凡是太炎先生引用的文献,应当核查原文,依据现行的权威版本,加上书名号与引号等,凡有错漏衍文都须加括号注明,便于读者了解与掌握;一是主张原文照录,太炎先生怎么写,我们就怎么印,不必改也不必加引号括号等。我赞同后者。
遵循前一种意见,工作量多出好几倍,而且肯定是吃力不讨好。但作为编辑,这样做应该是基本的底线。我踏进出版社的门槛,老编辑就告诫我,看稿子必须核对原文。当时流传得最广的是老编审陆萼庭先生的故事,有作者写作时手头没有相关古籍,便在书稿中写上“出处待补”,陆先生在校样中一概替他随手补好,有的地方还写了这样的审稿意见:“原稿以为此诗句是杜牧的,其实是钱起的,现已改,并注明出处。请核。”“原稿此处引用杜甫诗句,并不贴切,如引王维诗句更合适。已改。请酌。”只是我们做编辑时,已经拿不出这样的功力来。编辑入门,处理来稿,陆先生当然是典范。
但是,章太炎先生不同,他的引经据典哪是我注六经,分明是六经注我,经我难辨。一味强调标注清晰,反而隔断文气,损伤了太炎先生的学术表达。对于如此大家的论述,故不必拘泥一字一句,如果他故意用了曲笔,那么,编辑的规范只会适得其反。写到这里,我想吐槽一下学术规范。
学术当然要规范,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只是,所有的学术文章只有一种写法的时候,我在想,会不会限制学术的发展。那时候看大卫?洛奇《小世界》的时候,觉得学术会议台面上的严谨与台面下的放荡真是反讽,否则那些教授真要闷死在自己的注释与参考书目里。
在西方人的学术规范传进来之前,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做学问的呢。远的不说,八十年代我见识过的学术会议,老先生那才叫畅所欲言,滔滔不绝,直把会场当作二三素心人的荒江野老屋了。听说以前还有神仙会,几个志同道合者跑到莫干山或者天目山上,开半个月会,下得山来,就是一个跨时代的宣言。现在开会,每位一刻钟,最后圆桌漫议,论文汇编成书,但总感觉仪式的成分多了,学术的切磋少了。
这时候,学院之外的高人就多了一些亲和力。在《上海书评》上读韦力的“得书记”,就有这样的感觉,文章随性写成,没有注释与文献,你却不能说他不是学术。他所记录的虽是自己得书失书的故事,却包括了版本考据、历史源流,关键还在于他做学问的态度,“得之我幸,失之我命,这是通人的处事之道,同样也是无奈人生的一味安慰剂。得与失,本来就没有科学化的尺度,全在人心。”(语见《失书记?得书记》,韦力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)有这样的想法,再来做学问,文章自然通达好看。
老辈学者中,用小说笔法正说历史的,就有讲故事高手顾颉刚先生。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,首先面临的就是“说什么”与“怎么说”等最基本的问题。顾颉刚先生就考虑如何将“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,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,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。”国史讲话全本《上古:中华民族的初生》《春秋:中华民族的成立》《宋蒙三百年:中华民族的争存》就是这样明白晓畅、以点带面的历史读物。
(原文标题:改还是不改,这是个问题 六经注我,还是我注六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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